黨員的入黨時間是指（黨員的入黨時間及黨員的政治生日時間）

這個系列寫了200多天，今天到這里算畫上一個句號。在最后，還是有幾點需要特別說明。

首先，還是要再次強調(diào)早期黨員入黨時間的認定問題。這個問題相當復雜，我在前面的文章中曾有涉及。本來，我是準備寫到中共二大召開時所代表的195名黨員的，但是真正查找資料動手寫的時候卻發(fā)現(xiàn)，這是一項非常困難的工作。因為如果有的黨員的入黨時間只是在相關(guān)資料中籠統(tǒng)地記載為1922年入黨，但到底是1922年幾月份入黨則語焉不詳，所以，我就把所能找到的所有在1922年底前入黨的黨員都寫進來了，他們中除了有最早的中共第一批和第二批黨員外，有的是中共的第三甚至第四批黨員，這樣一來，這一個系列中介紹的黨員就大大超出195人了。

認定早期黨員還有一條標準也讓我很是糾結(jié)，那就是有的人實際上是創(chuàng)黨時期的參與人，但當時沒有履行入黨手續(xù)，而是幾年后才正式加入中國共產(chǎn)黨的。比如我在這個系列中提到的吳玉章、楊闇公以及陳家安都是這種情況，特別是陳家安，他本來應當成為一大正式代表的，但陰錯陽差地錯過了一大。這樣的人物還有不少，我在這里都沒有寫。但在最后還是有必要交代一下，比如彭湃，黨史界公認他是1924年入黨，但實際上他早在日本留學期間就已經(jīng)由施存統(tǒng)介紹參加了中共日本早期組織的活動，回國后又與廣東共產(chǎn)黨早期組織的譚平山接上了關(guān)系，從理論上說，他應當是創(chuàng)黨人物之一，與他一起參加中共日本早期組織的林孔昭也是如此。再比如陳毅、鄧小平等人，早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就已經(jīng)參與了早期共產(chǎn)主義組織，只不過那時候共青團和共產(chǎn)黨經(jīng)常是一道出現(xiàn)，旅歐的“少共”今天都被認定為共青團組織，事實上他們從事的活動也屬于早期共產(chǎn)黨組織的活動。而有的人入黨時間存在爭議，比如廣東的郭瘦真等人，我在這里也沒有把他們列入。

還有一些人，也曾經(jīng)參與過共產(chǎn)黨的創(chuàng)建工作，但后來與共產(chǎn)黨分道揚鑣了，比如國民黨的戴季陶、無政府主義者黃凌霜，等等。此外，還有幫助共產(chǎn)黨成立的共產(chǎn)國際人員馬林、尼科爾斯基等。對于這些人，我也沒有單獨為他們寫小傳。

第二，黨史上的人物有時寫起來不好把握。有一些史料，特別是對黨史上“蓋棺論定”人物的一些史料是不能寫出來的。比如，對鄧中夏和夏曦在湘鄂西根據(jù)地一些“左”的做法及其危害，即使是我從公開出版的著作中找到的史料，寫出來后平臺審核也無法通過。因此，在這個系列中就缺少了夏曦的小傳。

第三，早期黨員中那些烈士的表現(xiàn)。受影視作品影響，我們一般都會以為烈士們都是受盡酷刑，走上刑場高呼口號，但實際上也不盡然。有一些人并沒有受刑，被害時也沒有喊口號，比如楊開慧、瞿秋白都沒有受刑，楊開慧在被押往刑場的路上，坐在黃包車里一直沉默不語，直到犧牲。但這些都無損烈士們的英雄形象。

順便說一句，在那個時候，多數(shù)死囚在去刑場的路上都要喊幾句，這是從古代留下來的一個傳統(tǒng)，據(jù)說喊上幾句諸如“二十年后又是一條好漢”之類的話，死后會早日“托生”。一般在“出紅差”（即處決人犯）前，獄卒會事先叮囑死囚要“喊上幾句”。而且那時處決人犯還沿襲封建時代的傳統(tǒng)，路上的所有商鋪都會關(guān)門，只有一家飯館會在路邊為死囚擺上酒肉（這個場面我曾經(jīng)聽老人親口講過他們見過的情形），為犯人“送行”，官方對死囚的呼喊乃至咒罵都以“死者為大”的傳統(tǒng)，任由他們呼喊。只是到了國民黨殺“政治犯”時，這種情況才出現(xiàn)了變化。因為國民黨發(fā)現(xiàn)，很多政治犯在最后時刻會向周圍的人演講。這令國民黨當局相當驚恐，所以才有了對向警予在口中塞滿石塊然后用皮帶把她的嘴勒出血來，以阻止她講話的殘暴做法。

第四，寫我們黨的早期歷史，特別是深入到史料中了解細節(jié)，會使我們更加深切地認識到“左”給我們的黨和中國革命帶來的危害。比如當年的“打AB團”“抓改組派”“肅反”等活動，讓很多同志被枉殺，教訓極為慘痛，這才有了沈澤民到臨終時幡然悔悟，誠懇地向黨認錯，并表示要“從頭做起”。至于王明搞的那一套，給中國革命帶來的損失就更大了。想到這些，我們會更深刻地體會小平同志的那句名言：“要警惕右，但主要是防止左”。也是從這個意義上講，延安整風就顯得尤其必要了。實際上，共產(chǎn)黨比國民黨高出一籌的東西正是在于隨時糾正偏差，強化思想建黨，讀黨史時，對這一點體會尤深。